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

　　我倾力描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地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

　　我曾为她始终不能实现她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她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优优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我把优优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喷喷叹惜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防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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