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徐淑，虽然勉强得了士人的身份，但想真正被这些士人承认，哪里有那么容易？
他在扬州之时，虽然已经开始与扬州的大族交往互动，但其实一直真正能接触到的，却大部分只是这些大族中的庶出旁支罢了。
至于在洛阳又推出的《算学》，也不过是略微的抬高了一些他的身份，为与士人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基础而已，丁宽一直远离儒家经典，剑走偏锋的《算学》，并不足以支撑他在士人当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其实，丁宽早期游历中原之时，最重要的支撑背景，就是老师徐淑的遗泽和《农书》的潜在影响力。
《农书》的内容很广泛，但刊印一本《农书》，就真能直接全面提升大汉的社会生产力吗？世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汉代识字的才有多少人，真正使用《农书》内记录的那些技术的，都是农人、工匠。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农书》的传播根本就离不开识字的士人。
可以说《农书》的刊印，刚开始的时候，主要受益的就是那些士人阶层，尤其是掌控土地越多的大族，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农书》只是一部技术书籍，并不是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能够让使用者，提升一到两成的收获，其实已经是很好的效果了，没有足够大的基数，这一到两成的提升，是显现不出太大价值的。
即使丁宽在自己治下，已经在全力的大规模推广农书，再配合不断整顿吏治、安置流民、轻徭薄赋，也不过是让底层的百姓，能够解决最基本的温饱，不至于冻饿而死罢了，要真的提高社会产出，丁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真正让丁宽能够被士人全面认可，反而是在黄巾之乱发生之后，是丁宽在剿灭黄巾之时，表现出的仁德爱民。这种认可的标志，就是颍川士人给丁宽送的那块匾额。
丁宽在南阳又是迁徙流民、又是花费大量精力物力恢复春耕，到了颍川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韩融，拉拢颍川士人的同时，一直在尽量减少兵灾之苦。这种仁德，才是士人最认可的道德典范。
黄巾之乱，开启了汉末的乱世，士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而丁宽有强横的武功，可以对抗外来的刀兵威胁，有仁德的名声，可以让治下的民众，不至于整日提心吊胆。
尤其是群雄讨董卓之后，诸侯林立，靠着这些同行的衬托，丁宽的仁德之名，已经被天下士人广泛的接受。
即使丁宽进行了几次的吏治整顿，并从豪强手中，抢夺了大量的田母，但丁宽的作为，一直在大汉的律法之内，这就使得那些受到损失的豪强，无法联合更多人来与丁宽作对。
丁宽治下，说是民心彻底归附，尚且言之过早。但至少在丁宽提供了足够安全保护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势力跳出来，对丁宽的治理进行正面的抵触。
丁宽能够在短短三四年内，就掌控了大汉这么多的地盘，其实并没有打太多的大仗，反而是更多的利用了士人、百姓对战乱的恐惧，对和平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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