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二十亩为永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名曰租；

　　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名曰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

　　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名曰庸，或曰“输庸代役”。该制以“轻遥薄赋，为民制产”为主旨，切合民意，甚得民心，实为富国强民之良策，故长久实施而不衰。

　　武皇看重该制，尤为欣赏“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的均田济世原则。

　　然时过境迁，其中的弊端也摆在武皇面前。最为突出的是，“租庸调”制所实行的“按丁制产”，其所授田亩作为一种最高限额，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兑现，绝大多数农户分得的口份田或永业田与规定所得相去甚远。

　　那均田之举，也只是让一般农户有其田，并没有打破等级制度，官宦之家按级别爵位分别享有多少不等的职份田，在宽乡，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可以享受永业田和勋田，所以，他们的田产远远超过一般农户。

　　由于田亩相差过于悬殊，加上有司对农民耕种什么，不能耕种什么都做具体规定，农户无所适从，因而出现了大户扩张土地的“兼并”和农户逃往外地的“逃户”，严重影响了租庸调制的全面实施。

　　武皇不想打破这种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只能针对时弊，做出务实的选择。

　　一曰放手不管。武皇深明政苛则民乱之理，懂得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因此，对农户种什么不种什么一概由农户自己做主，朝廷上下不再作统一规定。

　　最简单的道理是，耕种非农户莫属，非农户莫能，官府干涉农户无疑于班门弄斧，视农户于不敬，其结果只会束缚农户因地制宜安排耕种而得不偿失。

　　就此而言，官府与其强势而为，不如撒手不为，顺其农户自作主张，自我发展。变有为为不为，把官府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作为中彻底解脱出来。二曰因势利导。

　　农户逃亡，大多为时势与生计所逼，他们从土地较少的狭乡逃到土地较多的僻乡，是为了摆脱官府制约，以自由之身，开荒种地，获取较多收获。

　　虽逃避了官役，减少了部分租庸，但却为国家增加了耕地，创造出更多财富，也缓解了因人口增加而田亩不足之难题，从长远看，则更利于国计民生。

　　与此同时，农户逃亡，大户人家耕种土地必然人手紧缺，这样可以减少对耕种者的盘剥，减轻农户负担。

　　因此，武皇废除对逃户的种种处罚，对他们一律予以宽容。对返回的逃户，可享受“给二年”的种种优待。并要求地方官府做出善待逃户的积极回应，因而在有些地区。逃户田地由官府托人经营；如果逃户回来，归还田地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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