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光光的把“翔鹤”号打捞起来后，牧浩洋面对的是一大堆难题。

　　在他走马上任的时候，布莱尔港的修复工作还在进行，主要基础设施都无法使用，连电力供应都得依靠船只上的发电机。导致工程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海运不畅，运输船只只能锚泊卸货，效率非常低。

　　这时候，牧浩洋在瓜达尔港的建设经验根本用不上。

　　虽然在中国海军接手的时候，瓜达尔港的基础设施也很落后，但是至少能够供五万吨级船只停靠，可以从海路运送设备与物资。布莱尔港的情况更加糟糕，基本上是在废墟上进行重建。

　　必须承认，攻打布莱尔港的时候，陆战队太过积极了。

　　理清头绪后，牧浩洋决定首先修复机场，弄出一条可供大型运输机降落的跑道，以便运送一些重要设备。

　　此外，还能尽快部署战略侦察机，监视印度的军事力量。

　　因为首先修复跑道，所以工程进展得非常快。

　　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架运输机送来了六十吨新鲜食品，主要是瓜果蔬菜，让一万多名陆战队官兵与工程人员饱了口福。

　　五天后，第一架DZ-20型战略电子侦察机到来，并且在当天晚上执行了第一次任务。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算不上什么大事，主要就是给机场命名。

　　周渝生等人都认为，应该用牧浩洋的名字给机场命名，因为是在他的指挥下打下了布莱尔港，也是在他的安排下修复了机场。牧浩洋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他的名字不大好，不适合做机场的名字。

　　扯来扯去，几个人决定抓阄。

　　庞跃龙的运气比较好，因此机场被命名为“跃龙”。申报上去后，很快得到批复，由总参谋部正式命名为“跃龙机场”。几年后，机场规模扩大，更名为“跃龙海军航空站”，并且在二零三五年，正式升级为“跃龙基地”。

　　牧浩洋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最后布莱尔港被更名为“浩洋港”。

　　用军人的名字为军事基地命名，算得上是一大突破，也是黄峙博的特意安排，因为这能彰显军人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在表彰那些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军人。

　　二零二八年一月八日，布莱尔港正式恢复运作。

　　三天后，中国与印度总理分别在北京与新德里签署了《中印冲突停战协议》，印度正式将布莱尔港租借给中国，阻期到二零七七年一月十日，中国将象征性的每年向印度支付一元的租借费用。

　　名义上，印度只出租布莱尔港，以及附近的军事设施。

　　实际上，在停战协议中做出规定，中国可以根据需要，征用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最大征用面积为一百二十平方公里。

　　因为涉及到南安达曼原住民，所以中国在征用土地时得支付一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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