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取自于上，张汉卿也没准备在这个时候实施党内皿煮，权力先从集中开始。

　　这是恩自于上的殊荣，后来陈布雷知道在党内只有张作相、孙烈臣、王永江三位奉系元老才是张汉卿亲自做的入党介绍人，更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境。他开始努力地融入少帅的班底里并以超高的人品和敬业的态度赢得大家的尊重，这是后话。

　　当张汉卿隆重地把陈布雷介绍给他的属下们后，难免引起一阵骚动。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在政治上不见有什么建树，在名声上也不显赫，且手无缚鸡之力，却被少帅委以如此重要的官职，这不能不让人吃惊。好在之前张汉卿跟他们提过他们的短板，知道文字工作是他们的弱项，又没有动到自己的蛋糕，所以对陈布雷的到来也没多大抵触，只是觉得将信将疑----他值得少帅这么礼贤下士？

　　倒是张作霖很是豁达，不但抽空亲自会见了陈布雷，还对张汉卿所委以的重任持支持态度。

　　那时候的军阀，大都以扩充军队、扩大地盘为己任，至于延揽人才，也多是以武将为重点，毕竟打天下还是要靠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军。但是在奉系内部，渐渐地形成文武并重的局面，少帅如此，老帅也亦然。

　　因为深知治天下不能靠武人的张作霖，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已经建立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军事上，张作相、孙烈臣、张汉卿、吴俊升四驾马车各有千秋，形成拱卫之势；在政治上，军政分离使得文官的作用基本上全掌握在一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削弱武将割据的土壤，达到张汉卿所推崇的“以文治武”的境界。

　　后世美国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力量，但美国民选的总统和国防部长能够牢牢地控制住这庞然大物，其制度有非常可取之处。这个制度，在后世所谓的“皿煮”国家多有参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国家的稳定，这个制度被称之为“任务式命令法”。

　　所谓“任务式命令法”，其核心思想便是界定文武官员的权限。文官决定“打不打仗、为什么打仗？”而武官则在战术层面指导“如何打仗”。无论如何，发动战争的权力不能由军人来决定，这是军人血性的思维决定的，历史已经证明它的弊端。

　　像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却是屡屡由一小拨下级军官“自发”地“下克上”酿成无可挽回之局，虽然不能因此抹去那位天皇和当时日本政|府的责任，但出现这个么怪胎，可是当时谁都想不到的。

　　而后世一些国家屡屡发动政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军方的权力过于强大，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链。不健全的政治制度下，民选的文官自然不是手握重兵的武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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